长沙贾谊故居

司马从戎

长沙贾谊故居

司马从戎


今人从长沙市热闹的东西向“五一路”出发，沿与“五一路”垂直相交的“太平街”往南行走，不久就可到达街道左侧的贾谊故居。

位于长沙太平街的贾谊故居，是长沙古城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公元前 177年到前174年，贾谊从京城被贬来此居住，任长沙王太傅。

贾谊以长沙王太傅的身份，曾在此生活了3年。在这里，贾谊撰写了《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贾谊由于是被贬谪离开京城的，所以自己感到很不得意。等到坐船渡过湘水的时候，就写了一篇《吊屈原赋》来凭吊屈原。

后来，贾谊又写了《鵩鸟赋》。他谪居独处，找不到别的倾听者，只能向那只带来死亡之兆的鸟儿诉说自己的心绪。

贾谊在长沙履职三年后，又被召回了长安，成为梁怀王的太傅。但后来，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遂忧伤而死，时年仅33岁。

汉武帝时期，朝廷向长沙颁赐“大汉敕刻贾谊纪功碑”，此即长沙“贾谊故居”经营之始。

东晋咸康六年，庾阐任零陵太守，途经长沙，入城凭吊贾谊，并撰《吊屈贾祠并序》。序称：“中兴二十三载，余忝守衡南，鼓木曳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过洞庭，涉三川而观汨水，临贾生投书之川，概以永怀矣。及造长沙，观其遗像，喟然而感。”

这段记载说明，东晋立国之初，长沙贾谊故居仍为游览场所，内有贾谊塑像。这也说明，在西晋及以前，贾谊故居就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三国时期，虽然亦没有关于贾谊故居的直接记载，但对贾谊是十分推崇的。据陈寿《三国志》的列传统计，魏、蜀、吴三国就有十位重臣在上皇帝奏疏之中，引贾谊没被重用事例来劝谏皇帝重用人才。足见三国时，贾谊在上层统治集团中的巨大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无疑为三国时保护贾谊故居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成书于东晋咸康六年以后的《湘州记》，是为东晋时对贾谊故居较早的记载，其书云：“州故大城内陶侃庙，地是贾谊故宅，谊所种柑，犹有存者。”

又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东晋地志云：“湘州城之内，郡廨西陶庙，云旧是贾谊宅地。中有一井，是谊所凿，极小而深，上敛下大，其状似壶。傍有一脚石床，才容一人坐，流俗相承云，谊宿所坐床。又有大柑树，亦云谊所植也。”

以上两种文献说明，咸康六年以后，虽然贾谊故居一度被改为陶侃庙，但贾谊宅基址明确，且有贾谊井、太傅石床，以及太傅所种柑树留存。

南朝齐梁间，湘东太守张缵“寻太傅之故宅”，开流洌泉、整治贾谊井、规范祭祀，贾谊故居成为南朝士子活动的重要场所。

到南朝刘宋元嘉八年至十七年之间，盛宏之撰《荆州花》，明确介绍了当时贾谊故居情况：“湘州南寺之东有贾谊宅，宅之中有井，井旁有局脚石床，可容一人坐，形制甚古，相传曰谊所坐也。”

由此可知，刘宋时，一度占据贾谊宅的陶侃庙已迁走，贾谊宅仍复旧观。不仅如此，刘宋时期，贾谊故居已成为江南士族及社会名流流连忘返之所，出现了竟作《柑赋》的现象。

先是南阳人宗炳游历长沙，观贾谊宅，首作《柑赋》以咏贾谊。此例一开，竟成一代文风，当朝尚书王升之亦撰《柑赋》以逞其才，然撰写最佳者，首推当朝才子谢惠莲，其人以才思敏捷著称，文辞清练高丽，所作《柑赋》时人无出其右。

以上材料可知，东晋至南朝刘宋时期，贾谊故居即开始大量见诸史籍及文人笔下。当时有柑树、太傅井、太傅石床留存，而这些实物非一朝一夕而成，乃贾谊居长沙传世之遗物。因此，只有在西汉就做了贾谊故居的保护工作，贾谊所留实物才能在东晋和刘宋时期继续得以存在。

西汉在长沙建祠并保护贾谊故居，也有考古发掘的依据。清末，在修建粤汉铁路长沙段之际，修路民工在长沙回龙山贾谊故居附近发现“贾谊纪功碑”。碑文正面上方有汉篆“大汉敕刻”四字，碑文为西汉儒生用汉隶所撰贾谊事迹，内容与《史记》记叙基本一致。

该碑出土后，粤汉铁路大臣端方即据为己有。端方死，其卫士得而拍卖，为汉口怡和洋行老总陈仙州重金所购，陈又独置红木椟盛之。

抗战以后，此碑下落不明。“贾谊纪功碑”出现在长沙，说明在汉代，长沙即有纪念贾谊的建筑。

关于贾谊故居在长沙城内的位置，也有考古资料可据。《长沙贾太傅祠志》引旧方志云：“吴王殿西，正对贾谊故居。”所引方志成书何时已不可考，但它却记载了汉初贾谊故居的位置是位于吴氏长沙王府的西边。

依据近年长沙市文物工作队的勘探发掘，确知吴王宫位于今“五一广场”附近，方志的记载与目前贾谊故居的位置是相符的。

古时长沙城内有一溪流，历代长沙宫署、豪宅多依溪而筑。《长沙县志》引旧志云：“贾子居长沙西涧，定王居长沙东涧。”这就更点明了刘姓长沙王府依小溪与贾谊故居的对应关系也是准确的。只是随着历代长沙城市建设的发展,小溪被逐渐填埋消失了。

六朝对贾谊故居的保护情况主要见诸于六朝诸种地志之中，这些地志虽大多失传，由于后世学者的辑录，部分内容仍得以留存下来，其中恰好包括有对长沙贾谊故居的记载。

六朝地志中记载贾谊故居的主要有四种，即：晋代的《湘水记》和《湘州记》、刘宋时的《荆州记》以及北魏的《水经注》。除《荆州记》和《水经注》成书时代较清楚外，其他两种地志成书的具体时代不甚明了。但由于四种地志中关于贾谊故居的介绍存在着些许不同，再
与相关历史背景进行分析，我们能够区分地志所反映的贾谊故居是在什么时期的情况。

《湘水记》应该是目前已知最早对贾谊故居进行介绍的六朝地志。该志记载：“贾谊宅中有一井，谊所穿，极小而深，上敛下大，其状如壶。旁有一独脚石床，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谊所坐。”

该记载点明了贾谊故居的两大基本要素，一是贾谊故居有贾谊凿水井，该井口沿小，井腹大，形状似壶；其二是故居内有独脚石床，相传为贾谊所坐。以后历代志书记载贾谊故居，均离不开对这两大要素的介绍。

历代重修故居，井和石床都是重点保护对象。由于有了贾谊井，故居毁建相继才不致移位。由于《湘水记》记载贾谊故居的情况最原始，且没有掺杂其他要素，因此，该志应该成书于西晋，其所反映的是贾谊故居在西晋时的情况。

《湘州记》所反映的是贾谊故居在东晋中、晚期的情况，因为该记反映了东晋中晚期的人文要素。该志记载：“州故大城内有陶侃庙，地是贾谊故宅，谊特种柑，犹有存者。”

《湘州记》着重补充记载六朝对贾谊故居进行全面修复并首次见于史籍记载的，当推南梁湘州刺史张缵所为。张缵，字伯绪，范阳人，梁武帝时，尚武帝女富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大同九年任湘州刺史。

张缵在政四年，流人自归，户口增十余万，州境大宁。然张缵在任时最值得称颂的是对贾谊故居的修复，其所作《南征赋》即道其详，“寻太傅之故宅，今筑室以安禅，邑无改于旧井，尚开流而冽泉。”

不仅如此，张缵在修复完工之后，还“脩定祀于北郭，对林野而幽蔼，庶无吐于馨香，祀琼茅而沃酹。”

可见，张缵还完善了贾谊故居内对贾谊进行祭祀的相关礼仪制度。这些礼仪制度被历代所遵守。

明李东阳在《汉长沙王太傅贾公祠记》中就明确了其主要内容：“诏以仲春秋祭，用羊一、 豕一，粢盛备......”。其具体内容是：贾太傅祠祭祀活动分春秋两次，春祭在农历四月初一，即贾谊写《鵩鸟赋》之际，秋祭在重阳节，祭以少牢之礼。这一制度被历代遵守，足见南朝贾谊故居的经营对后世影响之大。

从西汉向长沙颁赐“大汉敕刻贾谊纪功碑”始，地方官员对贾谊故居的经营及名流的凭吊就屡见于地方志与有关诗赋之中，仅元朝一代记叙较少。

贾谊故居虽经历代毁建，但基址不变，特别是以贾谊井为基点，包括北、东、南三面的核心区域，从未被外界侵夺，最坏的情况是成了一片废墟，等待修复。

贾谊在统治集团内空前高涨的政治形象是贾谊故居被继续保护的社会基础。三国以后，魏、吴两国的上层统治者对贾谊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尊敬。

曹操任丞相时，东曹椽毛玠负责举荐人才，他皆举清正之士，由此遭陷害，被曹操“收玠系狱中”，玠以贾谊之事辩解“臣闻萧生缢死，困于石显；贾子外放，谗在绛灌......”，毛玠遂免黜。

魏文帝时，其弟曹植上疏希望以贾谊之忠为例，谋得为国效力的机会。魏明帝大治宫室，朝野上下沸沸扬扬，太史令高堂隆以贾谊忧国忧民之事劝谏明帝节俭。

曹魏集团如此看重贾谊，东吴集团也一样。孙权在位时，鲁王霸有盛宠，危及太子之位，辅正都尉顾谭劝谏以“贾谊陈治安之计”，希望孙权能正确处理嫡庶关系，以免后患。

孙皓即位后，由于“更营新宫，制度弘广”，中书丞华永先也谏之：“臣闻汉文之世，九州晏然......至于贾谊，独以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为长叹息者六......其后变乱皆于其言”，“谊之所欲痛哭，比今为缓，抱火卧薪之喻，于今而急。”

上层官僚是如此借重贾谊陈述政见，最高统治者也同样表现出了对贾谊的恭敬。魏文帝曾撰《太宗论》盛赞贾谊之才：“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持贤臣之器，管、晏之姿，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

孙权曾问太子太傅阚泽“‘书传篇赋，何者为美？’泽欲讽喻以明治乱，因对贾谊《过秦论》最善，权览读焉。”

三国时，贾谊被统治集团捧上了神圣的地位。至西晋以后，由于门阀士族势力的强大，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玄学盛行，统治者竞相标榜“高傲”和“超脱”，才华飘逸、清高自负的贾谊更成为了他们敬仰和追捧的偶像，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自西汉以来就开始保护的贾谊故居，进入六朝后也就更加容易得到重视和保护。

贾谊后裔的显宦地位是故居兴盛的重要因素。贾谊去世之后，贾谊直系后裔在西汉时，为显宦者甚多，至魏晋时，其势力达到了高峰。

三国时，魏文帝太尉、魏寿乡侯贾诩即为贾谊十三世孙。西晋以后直至南朝宋齐之际，贾诩的后裔权倾朝野，贾诩子穆曾任郡守。穆子模，即诩之孙，于晋惠帝时拜散骑常侍，加光禄大夫，“模乃尽心匡弼，推张华、斐頠同心辅政。数年之中，朝野宁静，模之力也。”

模子游也任太子侍讲，员外散骑侍郎。贾诩的中子贾玑在东晋时任驸马都尉，封关内侯。玑子通，任侍中，车骑大将军，通之孙疋，字彦度，任西晋轻车将军，雍州刺史，封酒泉郡公。

西晋一朝，贾谊的另一支直系后裔，更是爬上了统治集团的权利颠峰，这就是贾充、贾南风父女势力集团。贾充，平阳襄陵人，其父贾逵曾任魏豫州刺史，阳里亭侯。晋武帝时，贾充为车骑将军，其女贾南风，即晋惠帝皇后。

贾充、贾南风系贾谊直系后裔，在《新唐书 . 宰相世系》、贾氏相关族谱及晋书中并无直接记载，这可能与贾氏后裔认为贾南风有辱门第有关。

依据《三国志》、《晋书》的相关资料，贾充亡，无子，以女儿贾午之子韩谧为嗣，更名贾谧，居散骑常侍，后军将军高位。史载“谧好学，有才思。既为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谧权过人主。”当时，“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或著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谊。”

西晋以后直至南朝宋齐时，贾谊后裔不仅权倾朝野，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占据重要位置。由于六朝门阀士族制度的根深蒂固，挤入门阀士族集团是一般庶族地主官僚的梦想。因此，六朝特别重视谱牒的修订，掌握修谱大权就掌控了能否进入门阀士族集团的钥匙。

东晋太元中，贾谊二十世孙贾弼任散骑侍郎，受朝廷委托，主修《氏族薄状》及《十八州氏族谱》，贾弼在修谱时曾“广集百氏谱记”，故内容丰富，来源可靠。同时，他也利用手中权利，可能将贾逵、贾诩的兄弟关系排除，从而将贾南风成功排出贾氏家族之外。

贾弼子贾匪之，任骠骑将军，亦功谱学。贾弼孙贾渊即贾希镜，撰《氏族要状》及《人名书》。《南齐书》载：“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氏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

自六朝以来，长沙贾太傅祠就被全国各地贾氏视为家族总祠。直到今天，湖南洞庭贾氏、河南商丘贾氏、南京蓝氏（南宋贾似道、贾似德兄弟后裔）仍定期派人来长沙贾谊故居拜祭。

在明清两代，贾谊故居的资产积累、贾氏的捐献占有较大部分，贾谊故居在各地贾氏中有着崇高地位。六朝时期统治集团均极其重视家族的弘扬与谱牒的修订，贾氏上层也决不会放弃一个弘扬家族辉煌的绝好机会。因此，无论是从有关文献还是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我们都能窥视到六朝贾氏上层对贾谊故居的影响。

西晋时，贾谊后裔占据统治集团的最上层，贾谊故居十分繁荣；东晋以后，贾氏在朝野的影响下降，王、谢家族势力高涨，才会出现鹊巢鸠占，陶侃庙取代贾谊故居的闹剧。

南朝宋齐时，贾谊后裔势力又兴起，贾谊故居再次兴旺，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贾谊后裔势力在朝野的消涨对贾谊故居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

贾谊故居唐时毁。宋复建贾谊祠。

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兵备道李天植于祠内增祀屈原，故又有屈贾祠之名。

清康熙、乾隆年间两度重修；嘉庆年间，巡抚左辅再度修建贾祠。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粮道夏献云、巡抚王文韶择地另建屈祠，此处仍为贾祠。并增建清湘别墅、怀忠书屋、古雅楼、大观楼等，又叠石造池，形成典雅园林建筑群。

1938年11月12日，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签收了一份加密电报：“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先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于是，长沙“文夕”大火发生，贾谊故居被毁。此后，故居仅存亚殿一座，祠正堂正壁上，刻有屈原像。古井尚在，古碑尚存。

1988年6月，长沙市信托贸易公司在改造危房时，从工地挖掘出3块石碑，通过对其进行文物考古和深层木料的碳C14测定，确定该处即为贾谊故居。

在拆毁旧墙时，发现的古碑三通，一为乾隆元年“重修贾谊故宅记”；一为顺治七年“屈贾双祠序碑”；另一碑无字。

1996年11月27日，长沙市十届人大常委会三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复贾谊故宅的决议》。1999年9月24日，建筑面积占630m2的贾谊故宅第一期工程竣工，9月29日对外开放。

贾谊故宅重修第一期工程占地面积 1.77 亩，由太傅祠、水井、寻秋草堂三部分组成。2015年1月1日，为期近两个月的贾谊故居二期修缮工程完工。重点对游客意见较大的油漆脱落、瓦片凌乱等进行了修复。

贾谊故居历经两千多年，屡废屡兴，至今仍然屹立于原地。历朝历代的官员，均重视对贾谊故居进行维修。而贾谊故居中的那口“贾谊井”，始终没有挪动过位置，至今依然涌动着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