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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
本刊记者/宋春丹
贺敬之96岁了。与他相识40余年的老部下李正忠觉得，如今的他，“老延安”的信念和关怀，与诗人的浪漫和天真，都愈发明显。
至今，贺敬之与新老朋友见面首先要聊聊国家和世界大事，包括普京、特朗普等人的新闻，再议一议文艺界的现状，有什么新的创作、演出，什么新的文章，又发生了什么争论……对此兴致极高。
贺敬之退休后，在贾漫所著《诗人贺敬之》的讨论会上，老部下阎纲说他是忠诚、坚守，却痛苦，他得知后哈哈大笑。
他曾在访谈中说，鲁迅说过，革命是痛苦的，其中必然混有污秽和血，绝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所以许多年来，不管个人处在什么逆境中，他总是习惯性提醒自己，要有点“小米饭养活我长大”的人应有的自信和自励。
“思想解放过了头”
1976年1月，山东诗人纪宇应《诗刊》邀请到北京改稿，由诗评家尹在勤带领，到贺敬之家中拜访。那时贺敬之住在位于北京市煤渣胡同二号的《人民日报》宿舍，这是一栋没有电梯的老旧小高层楼房，贺敬之和柯岩夫妇正在小厅里吃饭，饭菜简单，摆着两只酒杯。贺敬之当时正下放石景山钢铁厂监督劳动，只有周六才能回家，周日晚就要返回。
纪宇觉得，与在政治抒情诗中慷慨激昂的抒情调子完全不同，贺敬之生活中很平和，说话声调不高，脸上始终是笑眯眯的。
不久后，“四人帮”被粉碎，贺敬之创作了《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等名作。纪宇很欣喜，写了一首诗《呼唤诗歌》，希望贺敬之创作出更多的诗作。
然而，此后贺敬之几乎少有重要的诗作问世，因为他很快走上了领导岗位，一入宦场深似海。
1977年，贺敬之进入文化部工作，参加文化部核心组，分管艺术局、艺术教育司和政策研究室。
在一次会上，李正忠见到了贺敬之。他对贺敬之早已久仰大名。
1960年代，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那时就知道歌剧《白毛女》的剧本出自贺敬之的手笔。有一次，著名表演艺术家董行吉来举行艺术讲座，朗诵了贺敬之的《三门峡歌——梳妆台》，其韵味、用典让李正忠深受触动。听完讲座，他马上去找这首诗的全文，并开始接触贺敬之的《放声歌唱》等一系列作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熟悉之后，李正忠发现贺敬之对认准的问题会格外坚持，哪怕看法和大家不同也很难动摇。而对人情世故，包括一些具体的行政工作，则不太敏感。
1977年，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几乎同时，中央决定改组文化部领导班子，撤消原来的核心组，任命将军外交家黄镇为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贺敬之被任命为文化部四位副部长之一，仍然分管艺术局和政策研究室。
当时文化部新班子的首要任务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诗人周良沛回忆，粉碎“四人帮”后，他因为右派问题还在劳改队改造，甄别平反时查出他被打成右派没有任何材料，没有组织结论也没有文件，这意味着他不是“正式”的右派，不在这次改正之列。贺敬之得知后说：“人家当右派的罪全受了，怎么右派有点好处又把他扒拉开呢？先按对右派的政策把他调回北京再说！”
周良沛的命运自此彻底改变。30年后，他编选的《贺敬之诗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贺敬之出访意大利，带去的诗集就是这个版本。
在贺敬之的建议下，文化部成立了政策研究室，贺敬之任主任，并举荐冯牧为实际主管工作的副主任。
那一时期，贺敬之与冯牧配合密切。政策研究室成立两年多，受命调查过“样板戏”“文艺黑线”回潮等问题，促进了包括“反党小说”《刘志丹》在内的文艺界许多冤假错案的平反。
政策研究室理论组成员郑伯农说，贺敬之大多是即席讲话，会后由工作人员整理成文，经他审阅定稿，个人风格很鲜明。
郑伯农记得，在中央给“四五运动”平反之前，贺敬之看了上海话剧《于无声处》的剧本后，就提议调剧组进京演出。中央作出改正右派的决定之前，贺敬之就找有关负责人谈话，建议给错划为右派的人员平反，不留尾巴。为此，他一度被认为“思想解放过了头”，是“以右批‘左’”。
1977年4月，郑伯农执笔给《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全面专政论”是“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必须推倒。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汪东兴指示社科院出一份简报，认为这是毛泽东肯定过的，因贺敬之、冯牧扛了此事，没有追究郑伯农的责任。
“左右为难”
1980年2月，贺敬之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同年9月，他调离文化部，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开始了中宣部的风雨十年。
贺敬之初到中宣部，就面临着对电影《苦恋》和报告文学《人妖之间》的处理问题。
贺敬之认为，对《苦恋》所表现的“抽象人道主义”倾向应当批判，但电影可以修改后上映，这个意见没有得到采纳。
《人妖之间》1979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是新时期第一部引起巨大反响的、以反腐败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通过黑龙江贪污犯王守信的发迹过程，反思了“文革”的深层原因。黑龙江省一些领导认为作品给黑龙江抹黑，给中央写信，中央要求查清此事，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和副部长周扬将此事交由贺敬之办理。
贺敬之派出一个五人调查小组，去黑龙江匿名调查，《人妖之间》的责任编辑周明也在其中。周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调查组回京后，贺敬之在中宣部召开了汇报会，北京各报刊文艺部负责人、各报社分管文学的负责人与会，会议讨论认为，作品总体是真实的，只是个别细节有出入。贺敬之当即做出决定，《人妖之间》没有大问题，不需要做组织处理，细节失实之处可做修改，作品有积极意义，建议作者做修改后参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
周明在《人民文学》分管报告文学期间，有时会在柯岩家里与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柯岩讨论文章，贺敬之一般不会介入。柯岩说：“他当他的部长，我写我的东西。”
80年代，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并入中国文联，改称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李正忠任研究室内刊组负责人。研究室坐落在恭王府，工作氛围很宽松。那时候社会上“老板”这一称呼盛行，有的工作人员私下称周扬、贺敬之、冯牧为“大老板”“二老板”“三老板”。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等决定，创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创办一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刊物，成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后来定名“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归属文化部，委托中国艺术研究院管理。贺敬之对这一所、一刊、一会的工作十分关心，提了很多意见和建议。
彼时中国文化思想界风起云涌。贺敬之曾在《风雨答问录》中对李向东回忆，当时文艺界有一种风气，总是要把文艺界有影响又比较活跃的文艺界人士，特别是被认为是“上层”的人物，分成保守派和思想解放派。贺敬之说，自己确实常感到“左右为难”。
他说，从他的个人体会来说，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3年10月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从完全批“左”，到主要批“左”同时防右，再到主要批右同时警惕“左”，是邓小平历次讲话体现的中央精神的主线。
文化部主办的《中国文化报》的时任主编阎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贺敬之就任中宣部副部长后，“一个诗人倒下去，一个官僚站起来”的声音四起，甚至说贺敬之是“左王”，这些说法，他并不赞同。当时的政治局面极其复杂，贺敬之在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之时总想将上上下下统一起来，却又常常统一不起来，因而时常陷于困境和烦恼之中。
1984年底的“作协四大”后，一位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领导建议：“现在文艺界很乱，中宣部已无法实行领导，能否考虑换一个分管文艺的副部长？”
这一年，贺敬之60岁了。在60岁生日之前，他已向中宣部领导提出了离休申请。但他在等着退的同时又想：至少会有个说法吧？
有人来登门拜访，说是奉命来向他“取经”，以便接替工作。但不久，新一届中宣部班子组成，他的名字依然在其中。这让他莫名想起苏东坡的一句话：用舍由时，行藏在我。不过，这段时间，他实际上处于半赋闲状态。
1986年，贺敬之查出肺病。他向中央打报告要求退休，获得了初步同意。1987年，他年满63岁，年龄过线。12 月 16 日，中央正式发文，免去他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但他仍然在这年召开的十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87年，他回故乡山东，登泰山，访曲阜，回枣庄，访胶东。仅仅登泰山，就写了9首短诗。他写道：几年来见喜、见忧，心绪繁纷，尤以此番为最。
1989年8月，贺敬之和柯岩一起去北戴河写作。他相信，要不了多久，就能重新捡回旧业，“写出一点大东西来”。
然而，作家生活的平静很快就被打破。
一天，他正兴致勃勃地对柯岩讲一首诗的构思，突然接到北京来的长途，是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找他，告诉他中央决定调他出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兼部长，说这是新当选的总书记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第二天，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又打来电话，告诉他同样的内容，并通知他，中央领导同志要同他谈话，要他立即返京。
贺敬之感到很突然。根据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思想战线要做一些调整，但他没想到落到自己头上。他三个月后就要满65岁了，正想专心创作，而且这些年的文艺领导工作让他感到力不从心，可以设想现在情况更复杂、任务更艰巨。他在电话中明确提出了不愿受命的请求和理由，又连夜赶写了给中央的信。
但他的请求没有被中央接受。1989年9月6日，中央正式发文，任命他为文化部党组书记、代部长，并再次任命他为中宣部副部长。
据说，贺敬之到文化部上任后，没有按常例发表施政讲话，只说了六个字：“让我们学习吧！”
然而，这次上任，他感到的左右之争有过之而无不及。1991年4月，他身体染病，向中央递交辞呈，未获批准。直到1992年10月十四大后，他才被批准辞去两部职务。
1996年，贺敬之出版了《贺敬之诗书集》。他是以奔放热烈的新诗成名的，而晚年却转向深沉凝练的旧体诗。《诗书集》汇集了他的近200首旧体诗，除了7首写于1962年，其他都写于新时期。
他在序言中写道，这些诗多少反映了若干年来特别是这十多年来自己的某些经历，多少显现了这段历史大变革时期一丝半缕的时代折光。比起以往，他现在更为自觉地注意到不仅见喜，也要见忧；不仅见此，也要见彼。他说，现在回头看，尚觉“思无甚谬，信无稍疑”。
“老师”
纪宇称其他尊者皆为“先生”，唯独称贺敬之为“老师”。
改革开放后，纪宇与贺敬之来往渐多。他从青岛去北京出差时，经常到南沙沟贺敬之家做客。贺敬之和柯岩也多次到青岛。
纪宇和贺敬之喝过很多次酒。贺敬之喜欢饮酒，他认为郭小川的《祝酒歌》“写绝了”：且饮酒，莫停杯！三杯酒，三杯欢喜泪；五杯酒，豪情胜似长江水。
1998年，贺敬之、柯岩、纪宇和崔道怡获得了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因为文化部有关人员工作失误，他们没赶上领奖时间，奖项被取消。文化部后来出经费，请他们连同翻译五人游访意大利。他们去了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市，全程由中国驻意大使馆文化参赞陪同。
在意大利，如果到中国餐馆吃饭，贺敬之喜欢喝一点白酒，爱点山西的竹叶青。他还带了他和柯岩的一些新书，包括《贺敬之诗选》，本来计划送给意大利的朋友，却遭遇了回避，这些书只好再带回国。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丁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96年8月，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的首届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因为自己与《白毛女》的另一作者同名，让第一任会长贺敬之注意到了他，两人自此相识。
丁毅说，贺敬之对新时期文坛的一些新思潮很不感冒，对谢冕提出的“新的美学原则”、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还有“下半身”诗派等，都非常反感。
王宝大在诗集《奔腾的碧溪》中含蓄地质疑了“人定胜天”的口号，贺敬之看到后打电话给他，说对人定胜天不要一概否定，这不符合事实，在过去很多革命斗争中，这个口号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每次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开会，贺敬之都会让秘书请吴欢章来聊聊天，谈文艺界的情况。
早在1963年，贺敬之和郭小川访问复旦大学，在大礼堂里朗诵自己的诗歌，时任中文系助教吴欢章代表学校负责接待。大礼堂里挤满了人，郭小川朗诵了《向困难进军》，贺敬之朗诵了刚刚创作的《雷锋之歌》，场面非常热烈。那时，贺敬之经常在《中国青年报》等发表一版一版的长诗，影响很大，吴欢章对他非常崇拜，刚见面时紧张又拘束，但贺敬之性格豪放热情，几分钟后两人就熟悉了起来。
贺敬之总是告诉吴欢章：“文艺界很活跃，但是思潮很复杂，你们一定要辨明真假，敢于为真理讲话，根据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观察问题，要保持头脑清醒，不忘革命传统。”贺敬之认为，百花齐放可以，但是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应该是主流。
贺敬之热爱毛泽东诗词。吴欢章说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贺敬之说，毛泽东的错误是伟人犯的错误。他吟诵了一句杜甫的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贺敬之曾题写自己的诗作《登武当山》赠给吴欢章。诗云：七十二峰朝天柱，曾闻一峰独说不。我登武当看倔峰，背身昂首云横处。
2001年，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在南京举办了为期五天的研讨会。最后一天游览南京时，作家王健虎和贺敬之一起去望江楼，与一群小学生不期而遇。小学生们听说这位老者是贺敬之，瞬间都围了上来，齐背《回延安》。贺敬之非常开心，说那一刻是多年来他最高兴的时刻。
“延河子”
1993年，何火任准备着手撰写《贺敬之评传》，与贺敬之联系。贺敬之说：“写我的评传难度很大，我是有争议的人物，有些人对我很反感，你准备坐冷板凳吧。不过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我，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我。你怎么写，观点我不干涉。”
此后的两个多月里，何火任每隔几天就去贺敬之位于三里河的家中采访，听贺敬之讲述生平。
贺敬之言辞谨慎，从不多谈政治，也不谈及领导人，只涉文坛，不轻易论人长短，只就事论事。对何火任的采访请求，他有求必应。他已经视力衰弱，自称“目光短浅”，但与人说话时总是目光专注，面带微笑，不时回答问题。
2020年3月，《贺敬之评传》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原稿中《十年风雨中的沉浮》一章，在送审时删除了从清除精神污染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节。
贺敬之家的客厅宽敞明亮，墙上挂着字画、剪纸。剪纸除了他自己的半身像，还有一座延安宝塔。他有一枚闲章“延河子”，写字时常用。
午饭后，贺敬之通常从一点半左右睡到下午5点，这段时间一般不接电话不会客。如果有精力，他还要写诗，练习书法，整理自己的旧作，有时出席诗歌界的一些活动。
他依旧关心国内外时事和大事，关心国家发展，一直在关注文坛，每天阅读很多文学报刊以及朋友们寄赠的新书，并时不时与来访者讨论当下的创作。
至今，周明一直叫贺敬之“老贺”，从未称呼过“部长”。他觉得贺敬之做人坦荡，是性情中人。
贺敬之有时会打电话给纪宇，说就是想起他了，想说几句话，没什么具体事。贺敬之说到，当前诗坛问题不少，人民对诗歌不满意、不满足，究其主要原因是诗歌的倾向“去革命化”、低俗化，离开政治，过分强调一己之识。
年过九旬的贺敬之对微信很感兴趣，喜欢看微信好友分享的链接，这是他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李正忠经常会分享几条自己认为重要的信息给他看，有时也转几条八卦新闻和段子供他娱乐，并提醒他这些都是假的。
老秘书赵铁信平均一个多月就去看望一次贺敬之，每次都谈上一两个小时的文艺问题。
赵铁信记得，1985年他随贺敬之去内蒙古通辽出差，一个中年男人骑着摩托车追来，拿着《贺敬之诗选》请他签名，说家里三代人都读贺敬之的诗。父亲临终前交待，如果能见到贺敬之，一定代自己向他恭恭敬敬地鞠个躬。90年代，河北省阜平县革命老区的一位农民提着装满红枣等土特产的篮子到文化部传达室，说白毛女是阜平人，要代表全县人向贺敬之表达敬意。贺敬之告诉赵铁信，红枣可以收，但要给钱，其他不能收。
贺敬之一直心系“杨白劳”和“喜儿”们的生活。改革开放后，文化部经常接到群众来信，反映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贺敬之多次对李正忠说，如果富起来的都是党员干部及其子女，这是要出问题的。
阎纲记得，1982年，周扬决定制定新的《文艺十条》，这一工作后来转由贺敬之负责，阎纲被召参加讨论，共10人，一人负责起草一个条目。一个雨天，贺敬之参加讨论，强调坚持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革命传统，反复提醒作家首先要做一个革命者。当提及巴金的“讲真话”和他说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等问题时，贺敬之说：“巴金只能算是党的同路人。”他又对阎纲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必须执行中央领导的指示和讲话，否则就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所不容，哪怕在这一过程中遭到不少人的指责甚至谩骂。
贺敬之后来曾对《风雨答问录》的作者李向东说，自己今天说这些话，可能有些年轻人不理解，甚至被讥讽为“言不由衷”“假大空”，但他确实这样认为的，而且从来没有怀疑过，因为那是他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的，并不是受了谁的欺骗或者又去欺骗别人，因此从没想过改变初衷，更别说向谁“忏悔”了。
他经常会向亲友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我说过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 2020/1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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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2 11:1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