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与徐志摩

红叶无霜

1923年梁思成(左一)与林长民(左二)、林徽因(右二)、徐志摩(右一)等接待印度诗人泰戈尔。

中国作家网2013年3月15日  来源《文史天地》第191期  冯晓蔚

    徐志摩(1897—1931年)，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历任北大、清华、平民大学教授，是中国文坛一颗璀璨的流星，他是中国现代诗坛上少数几个引人瞩目的诗人之一，是新月派的主要代表，他的诗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诗坛上曾经风靡一时。朱自清先生曾经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

　　林徽因(1904—1955年)，原名林徽音，“徽音”出自《诗经·大雅·思齐》：“思齐大任，父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后来，为避免与当时一男性作家林微音相混，从1934年改名为林徽因。林徽因出身名门，父亲林长民，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参议、司法总长等要职。

　　林徽因幼年随父迁居北京，入培华女中读书，16岁又随父到伦敦。“良好的家庭修养，东西方文化的共同滋养，使林徽因的身上有着一种超乎平常人的非凡气质和聪明才智”，“她既具有大家闺秀那种幽娴贞静的传统风韵，又有现代女性那种活泼、大方的气质，言谈举止之间，透着一股浓浓的书卷气”——可以说，这样的林徽因正是徐志摩心目中的理想女子、完美女子！因此，徐志摩自1920年在伦敦结识林徽因便一下子为她所倾倒。他觉得：是林徽因，唤起了他沉睡的激情，让他感到了灵魂的震颤，感到了生命的美好(而这种感觉，此前他在张幼仪身上从来没有体会过)。于是，他把对她的礼赞写成了诗，其中几句是：“你是高高在上的云雀天鹨，纵横四海不问今古春秋，散布着稀世的音乐锦绣。”

　　在徐志摩来伦敦的半年之前，即1920年春天，时任段琪瑞内阁司法部长的林长民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的身份，携女儿林徽因入住伦敦。其时，林长民44岁。林小姐正值16芳龄，书香门第养就了一身高雅气质，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又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在爱丁堡大学读书。这年10月，徐志摩来到剑桥大学，才24岁，年轻气盛，倜傥风流，浑身充溢着才子之气。半年以后，在国际联盟协会的一次演讲会上，徐志摩认识了林长民。这一天演讲，徐志摩做主席，林长民演讲，以后，林长民与徐志摩便成为莫逆之交。林小姐则是在徐志摩初次与英国作家狄更生的会见中认识徐志摩的。一个是才华横溢的英俊青年，一个是貌若婵娟、才思飘逸的女孩，两人相见恨晚。

　　徐志摩向林小姐发起了求爱攻势，而且用情激烈，这些都逃不过林长民的眼睛。幸好，林长民豁达大度，既不责怪徐志摩所为，又没有禁止女儿与他往来。恰在此时，徐志摩的夫人张幼仪从国内来到伦教伴读。这大约是徐父的旨意，徐志摩不敢违抗。张幼仪以夫唱妇随为满足，整天在家里清理房间、买菜烧饭。徐志摩大部分时间泡在学校，回家来，也很少与张幼仪说话。徐志摩每天早上都要急急忙忙赶到附近的理发室整理头发。张幼仪很纳闷：家里用度很多，经济也不很宽裕，完全可以自己把头发梳理一番再到学校去。后来，张幼仪从别人口中得知，徐志摩每天去理发室是因为理发室对面有一间杂货铺，那是他与一位女朋友的联络地址。他们每天都有书信往返，而且信是用英文写的，这位女朋友就是林徽因。徐志摩把林徽因的来信和自己的日记都牢牢地锁在一个箱子里(这个箱子又称八宝箱，在徐志摩身后引出了许多故事)。

　　在剑桥，还有一个故事中的故事。徐志摩与林徽因热恋的同时，还与林长民“情书”往返不断。他们俩也在谈情。有一次，这对莫逆之交开玩笑，商定彼此通假情书。徐志摩扮演女的，一个有夫之妇；林长民扮演男的，一个有妇之夫。在各有家庭的境况下，两人谈恋爱，互写情书。徐志摩与林长民谈恋爱是演戏玩的，徐志摩追求林徽因却是真的。林小姐是否也出于游戏目的，却永远是个谜。

　　1921年10月，林长民回国，也把女儿林徽因带回北京。第二年的10月，徐志摩结束在剑桥的学业回国。在回国前夕，徐志摩为表述对剑桥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和在剑桥发生的令他神魂颠倒的故事，写下了《再别康桥》的诗篇。徐志摩在家乡上海稍事盘桓，年底就追到了心仪神往的北京。这时，林家已把女儿林徽因的终身许配给梁启超之子梁思成了。徐志摩也是冲着这件事来的，他打算偕林徽因一起重返伦敦读书。也许林徽因对徐志摩有过这个许诺，因而他才信心十足地写下了“再别康桥！”

　　回国后，情况迥变。刚到北京，徐志摩就接到了老师梁启超给他的一封长信，劝他“义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这等于明说了，林徽因已经许配给我家儿子，你就不必再干扰他们的幸福了。然而，徐志摩不把老师的劝诫当回事，反而坚定地回答：“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这等于摆出要较量一番的架势。当时，林长民家住景山后街称作“雪池”的院子里，林徽因在培华中学读书，课余，她要到梁思成家去谈情说爱，俩人的恋爱关系已相当稳固了。

　　梁思成家住在松坡图书馆，因为梁启超时任松坡图书馆馆长。松坡图书馆有两处房子：一处在西单附近的石虎胡同7号，一处在北海公园的快雪堂。快雪堂是一处幽静高雅的院落，星期天不对外开放。梁思成是馆长之子，关系特殊，当然可以自由出入，这里便也成了梁思成与林徽因幽会的地方。徐志摩竟然找到这里，理由当然是冠冕堂皇的，他是梁启超的学生，又是林长民的朋友，就是梁思成在，面子总是该给的吧。但是，徐志摩来的次数多了，梁思成渐渐产生了反感。有一次，梁思成在门上用英文书了一张纸条“情人不愿受干扰”。徐志摩见了，只得悻悻而去。这明晃晃的纸条贴在门上，大概不是背着林徽因写的吧。但是，即使这样，他们彼此的心中还是深深地眷念着对方。

　　1924年四五月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和林徽因都是诗坛中人，自然就一起接待，一起进出会场，还一起演出英文戏剧。这一次次的接触，又点燃了他们昔日的热烈情感。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他们俩又一次会面。林徽因马上要随梁思成到美国留学去了，她也不可能成为他的妻子，两人终不能成为眷属已成定局。

　　5月20日，泰戈尔一行离开北京去太原，徐志摩陪同前往，到车站送行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在其中。看到林徽因，徐志摩立即赶写一封信给她。可是，车子已经启动了，徐志摩情急之下，跳下车子把尚未写完的信送给林徽因。泰戈尔的秘书思厚之见他太伤感，就一把将信抢过来替他藏起来，没有转交给林徽因，径自带回英国。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总是昏沉沉的，睁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凉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让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这真是一份难舍难分的情啊。一年以后，徐志摩还写了一首名为《偶然》的诗送给林徽因，对这件事表示了明确的态度：

　　我是天空里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惊讶/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失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故事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但是，藕断丝依旧，它还时不时地啮噬彼此的心灵。林徽因到了美国后，反复咀嚼徐志摩对她的一片真情，因而产生了些许歉意。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到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不了解。”

　　自留学回来以后，两人又时有走动，把当初的恋情升华为更高境界里的情愫。1931年，徐志摩在济南上空坠机身亡，林徽因请丈夫梁思成去了济南，从飞机出事地点拾了一块残片，直到去世她都把它挂在卧室的墙上。这是她对徐志摩的真挚的情感表达，也是她胸怀坦荡的表现。

　　1934年11月19日，林徽因偕梁思成去南方考察，路过徐志摩的家乡浙江硖石。车停后，她下了车，在深沉的夜色里，独自站在车门外，凝望幽暗的站台，默默地回忆许多往事，泪水不由自主地溢出来。

　　正如韩石山先生所言：“生前是非多，死后是非多，五四那一茬文化人里，是非最多的，怕要数徐志摩了，若不是最多的一个，也是最多者之一。”的确，徐志摩去世后的4年中，虽有一些赞美之词，但种种曲解和误解始终没有离开过他。这使他的朋友们——特别是林徽因，非常伤心。为此，1935年11月19日，林徽因又一吐心中的块垒，写下了《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发表于12月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林徽因在这篇散文中，不仅再次公然情真意切地颂扬了徐志摩的美好人格，而且充分肯定了徐志摩的诗歌成就。“林徽因认为，徐志摩作为诗人的一生，处处充满着诗意，他诗意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爱、自由和美是他全部的灵魂，对诗歌的真诚和世界的真诚，是徐志摩作为诗人的基本品格”。到了这一年夏天，林徽因又写了一首诗《别忘掉》来坦诚自己的心声：

　　别忘掉/为一把过强的势情/同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的明月/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问黑夜要回/那一句——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

　　这有“回音”二字，就是“徽因”的谐音。这里寄托着林徽因对徐志摩真挚的爱，是一个文化人对一个天才诗人的爱，是超脱世俗的精神之爱，或曰“柏拉图式的爱”。林徽因一直浸泡在爱的乳汁中，她得到过深爱，也付出过深爱，她认为被爱是一种幸福，爱人是一种责任，她一直以一种纯情来“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这就是一生光明磊落的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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