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魔"洛夫的诗宇宙

红叶无霜

2018年3月24日《新京报》

洛夫（1928-2018）原名莫运端，台湾现代诗人，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被诗歌界誉为“诗魔”。1928年生于湖南衡阳，1949年7月报名参军远赴台湾。此后，在台湾服役于军队，1973年以海军中校军衔退役，开始任教东吴大学外文系。1996年，旅居加拿大温哥华。出版有诗集《石室之死亡》《魔歌》《漂木》等30多部，散文评论集10多部。

台湾著名现代诗人、汉语诗坛泰斗洛夫先生，3月19日逝世于台北，享年91岁。洛夫写诗60余年，著述甚丰，早期诗作有超现实主义意味，风格奇诡，后期诗作或直面现实，或注重形而上的思考，多受古典意蕴滋养。在我看来，他的“诗魔”称号实至名归。

我们这代诗人，能很早了解台湾诗人，得感谢诗人流沙河。1982年，流沙河在四川的《星星诗刊》开过一个专栏，叫“台湾诗人十二家”，前面是评析文章，后面附有诗人诗作。这些文章，1983年结集出版，发行量很大。那年头，台海两岸的文学交流几乎中断，这是一个珍贵的窗口。当时我13岁，上初二，已开始写诗。不用说，台湾诗人的诗让我大开眼界，写诗的胆子也大起来。

不过，流沙河当年更推崇余光中和痖弦的诗。余光中主张新诗回到中国古典传统，这大概与流沙河观点近似，所以他对洛夫的评价不太高，称洛夫的诗歌“厌世而且阴冷”、“取乐而已”，并说“台湾的评论家有称洛夫为‘诗魔’的，颇贴切，但应该带上贬义”。流沙河唯一看重的似乎是诗人“裸袒的勇气”。在介绍台湾诗歌的初期，因诗人的军旅身份，对之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并不为怪，却失之简单，失之偏颇。洛夫的诗宇宙，显然要比流沙河想象的庞大丰富得多。

1 《石室之死亡》 新诗史上的空前实验

洛夫自言他的诗歌创作，可分为五个时期。在我看来，重要的有三个时期。抛开诗人还未形成个人风格的前期不说。第一个重要时期，始于洛夫创办《创世纪》后，这是他的现代诗探索期，一直延续到1970年。此前，洛夫写诗并无使命感，此后他把诗歌视为价值、生命内涵和语言的多重创造。

这个时期，他的代表作是长诗《石室之死亡》。这不仅是洛夫诗歌的“第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在他本人看来，“也是中国新诗史上一项空前的实验”，因在中国新诗中，第一次有人“以超现实主义手法来捕捉战争与死亡阴影，描述现代人的存在困境”。洛夫对此诗的价值认知清晰，自序中他说：“揽镜自照，我们所见到的不是现代人的影像，而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写诗即是对付这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在这个时期，大陆的现代诗已完全消失，相比较而言，洛夫对自己的评价是客观的。

诗人于1959年金门炮战中，开始写《石室之死亡》，1965年出版。出版后，即在台湾诗坛引来争议，焦点无非是说诗的“晦涩难懂”。《石室之死亡》共六十四节，每节十行，诗中光与黑、火与灰、生与死意象交错，透出了洛夫式的孤绝与伤痛。这里既有残酷的军旅生活，给诗人留下的生离死别、恐惧忧伤的心理感受，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有的郁结、茫然的心态。

诗中有大量与死亡相关的意象：“死亡的声音如此温婉，犹之孔雀的前额时空”，“我不再是最初，而是碎裂的海/是一粒死在宽容中的果仁/是一个，常试图从盲童的眼眶中/挣扎而出的太阳”，“美丽的死者，与你偕行正是应那一声熟识的呼唤/蓦然回首/远处站着一个望坟而笑的婴儿”。这些诗句，今天读来非常明晰。可以说，洛夫对生死的关注、对命运的追问，远远超过了当时台湾的其他诗人。

这首长诗，意味着洛夫形成了自己的诗歌风格。诗歌本身就如梦境一样，使不可能成为可能。洛夫熟练地掌握了这种能力，不断制造含混、悖论、神秘的能力，也就是其他人所说的超现实能力。他的语言尖锐、冷僻，大量的幻觉、直觉与诗人的现实感受交融一体，给人带来直逼人心的震撼。诗人似乎在向死亡、向痛苦致敬，这是在提醒我们，给予受难者最深刻的关注，就是认知到他们的死亡和苦痛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无缝隙。在军人和民众之间，在死难者和幸存者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线，他们都在用同样的语言表达。洛夫的这首长诗，主题严肃，结构庞大，手法创新，确属中国现代诗在那个时代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之所以引发论争，与当时台湾诗坛各种主义并陈有关。突然冒出这样一首庞然大物，势必引来各种激烈的看法。用历史眼光看，关于《石室之死亡》的论争，成就了洛夫。从某种意义上，彰显了他的诗歌探索在上世纪中国文学运动中的意义和美学价值。

2 《魔歌》 融合现代与古典

第二个时期，洛夫做的工作是“反思传统、融合现代与古典”，这个时期持续到他1996年旅居加拿大才结束。或许是与余光中等人的论争，使他意识到与读者的距离。他开始检讨反省自己的探索，洛夫的诗多了烟火气，题材与语言都变得生活化了，并开始重新评估中国文学的传统。如洛夫自己说的：“我是在现代诗探索方面走得最远的一个，但对中国传统的反思也是做得最彻底、最具体的一个。”

这个时期，他公认的代表作是诗集《魔歌》，意象变得清晰单纯，语言也多了中国味，诗中的歧义和断裂少了。洛夫开始追求古典诗中所蕴藏的老庄与禅宗智慧，以及中国式的生活情趣，开始更多地介入日常生活。虽然在一次文艺奖评语中，认为他的诗“由繁复趋于简洁，由激动趋于静观，师承古典而落实生活，成熟之艺术已臻虚实相生，动静皆宜之境地。”但20多年后，重新审视洛夫的这种转变，只能视为一种权宜之计。

无论这一时期的《李白传奇》《猿之哀歌》《独饮十五行》《巨石之变》，还是后乡愁诗《边界望乡》等，以今天的现代诗水准来看，其实很一般，有洛夫的印记，但却极难看出洛夫的价值。然而，正是这些诗成为洛夫的代表作，并入选台湾大中学的国文课本。由此，我们能看出两岸对新诗所持的态度。

3 《漂木》 超越时空的天涯美学

洛夫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他旅居加拿大四年后所写的长诗《漂木》，这是他的第三个时期，他自称为“天涯美学时期”。这一年，他已72岁高龄。经过四年的海外积淀，10个月隐居，他写出了这首3000多行的长诗。洛夫把旅加，视为自己生命的“二度流放”，所以诗题名为《漂木》。诗的开篇就写道：“没有任何时刻比现在更为严肃/落日/在海滩上/未留一句遗言/便与天涯的一株向日葵/双双偕亡/一块木头被潮水冲到岸边之后/才发现一只空瓶子/在一艘远洋渔船后面张着嘴/唱歌。也许是呕吐……”

如洛夫自己所阐释的，诗的开篇就呈现出一种悲剧意识，这种悲剧经验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更带着终极关怀的意味。读完全诗，你会理解洛夫的天涯美学，它指的不只是“海外”和“世界”，时间和空间，也是精神和心灵上的天涯。或许是在漂泊中，诗人捕捉到了超越时空的永恒性，所谓“人在天涯，心在六合”，诗人再次获得了超越时空的本能和神秘之力，也正是在这一时刻，诗人与宇宙合而为一了，《漂木》诞生了。

这首诗凝聚了洛夫70多年来的生命经验与对形而上的思考。《漂木》既是洛夫对自己漂泊的人生历程的一次诗性表达，也是对所有生命面临的归宿问题所进行的一次逼视，如诗人在诗中所感叹的：“我们惟一的敌人是时间／还来不及做完一场梦／生命的周期又到了／一缕轻烟／升起于虚空之中／又无声无息地／消散于更大的寂灭”。

在诗的第三章，诗人“致母亲”“致诗人”“致时间”“致诸神”，无不浸润着诗人对生命、诗性、时间和神性的智性思考。正是这种深沉体悟，使这首长诗成为一部集生命体验之大成的文本，其中有老庄对生死的辩证，也暗含宗教情怀。比起《石室之死亡》，这首长诗的语言不那么紧张了，但又体现出一种张力，这首诗几乎调动了诗人对词语的所有潜能，多种诗歌技巧像呼吸一样，在诗中收放自如，使全诗既汪洋恣肆，又克制内敛。它有对个人命运的思考，有对生命极限状态的挺进，更有对整个人类命运和文明的反思。正是洛夫心中永不停息的探索意识，使这首长诗展示了诗最为深刻的真理：语言不是将我们与现实隔绝的东西，而是让我们最深刻地超越它的东西。

洛夫在70多岁，能写出这样的长诗，可视为生命的一个奇迹。50多年来，对于“中国诗歌”的思考一直藏于洛夫心中，他一直期望自己能写出一种“以现代为貌，以中国为神的诗”，长诗《漂木》做到了。有人说，诗是诗人用以探索他自身奇迹的语言，《漂木》的写作无疑就是例证。

在洛夫的诗中，长诗《石室之死亡》和《漂木》构成了重要的两极，它们和他的上千首短诗一起，铸造了一个以超现实、现实和禅意相结合的诗宇宙。正如诗人所说的：“诗人首先把自身割成碎片，而后揉入一切事物之中，使个体的生命与天地的生命融为一体。作为一个诗人，我必须意识到：太阳的温热也就是我血液的温热，冰雪的寒冷也就是我肌肤的寒冷，我随云絮而遨游八荒，海洋因我的激动而咆哮。”

这诗宇宙因与诗人的血肉相连，我们今天才能如此自由、畅快地遨游其间。诗人的灵魂因这些诗歌而永存！

□叶匡政（诗人、文化评论家）

红叶无霜

早年在《星星》诗刊读过流沙河的“台湾诗人十二家”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