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诗歌写作究竟缺了啥
“每个人都是诗人。写诗是在生命的年轮里找到不同的词语,对应变化的情感与思绪,那是每个人都在做的事情,只是用了不同的方式。早起做了很棒的早餐,抱了抱自己的孩子,这也是一首很好的诗。我想每个人都可以在间隙写下自己的诗,每首诗都非常珍贵。”距上一部诗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五年后,评论家杨庆祥最新诗集《世界等于零》新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他打了个比方,每首好诗都是一株特别漂亮的植物,具有真正的生命感力量。“诗歌和僵硬语言的区别就在于诗歌有弹性的空间,我们要做真正有生命感的人,切忌在诗歌里假大空。”杨庆祥观察到一个现象,在一些诗歌评选中,有些作品虽然语言很漂亮,但就缺乏一种生命感,流于“炫技”却少了情感。“不是漂亮的语言就是好的语言,有时候语言需要粗糙,需要从规范里逃脱出来。无论是谁,写作要用与生命相关的语言。”
这种“生命感”,也融入杨庆祥的日常写作中。他坦言,自己的诗歌和生活是同一的,“我的存在,每天都需要诗,或者每一段时间都需要诗,而且也不追求数量,有时候写得很快,有时很慢,但都跟自己的生命密切相关。哪怕在飞机上、高铁上、通勤地铁上,我也会掏出手机点开备忘录,写上几句。”他笑言,如果到45岁不再写诗,可能是“找到了另一种跟我生命互动的形式,那我就去做那件事情。”
前不久,杨庆祥与诗人木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青年批评家刘欣玥在朵云书院上海之巅读书会,畅谈“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诗歌”。木叶谈到,好的诗歌,好的语言,好的表述,“受雇于伟大的未知,把那些残缺但热爱的事情呈现出来,为它们赋形赋能。”
评论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认为,当下诗歌之所以“没有因为网络时代的到来变得更加边缘”,在他看来一是诗歌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承担了美学意义上的“解放”,让人们得以从现实中唤醒,和真实的自己相遇;其二在于“高级的文体和灵活的载体,让诗歌写作依然大有可为。”
从《敦煌截句》《青岛截句》《鼓浪屿截句》到《大运河截句》《邯郸截句》等充满人文地理意味的诗句,诗歌与所在地标的关联,更像是生命与这片土地的互动。“我有位偶像是切·格瓦拉,一个真正的写作者,热爱自己的生活者,应该有着格瓦拉式的游击队员精神。漫游也好,探索也好,背后是现代人的归属感变化轨迹。”比起“意象”,杨庆祥更喜欢“幻象”这个词——背后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变化多端。“如果有一天我变化不动了,那意味着生命已经停止了更新。”
“有诗人说过,在一片雪地上,如果你看到一只鹿,鹿长得美,这并不是诗。当你看到鹿的蹄印,很有特色,这依然不是诗,只是字和词。诗是鹿的内部,是你看不见的孤寂、静默和雪地自身的荒凉,这才是诗的语言。”木叶在《世界等于零》里也看到了这般斑斓而跳跃的想象力。
在黄平看来,除了文学审美意味,《世界等于零》也具有历史感和抒情性。“那种瞬间性与碎片化表达,合乎当代人的情感结构;浓郁的抒情性,有力呈现了人性的丰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