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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与创新
——漫谈格律诗词创作
羊羽
对于文化和文学创作而言,必须既要坚守传统,又要有所创新。这个道理,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比如“当代诗词”。所谓“当代诗词”,首先是“诗词”,其次才是“当代”。而我国传统“诗词”的基本特征是有固定的程式和要求:必须是文言(与白话相对);必须讲格律(与自由体相对;古风虽不讲平仄对仗,但这不影响大判断);必须具有古典美(与现代美相对)。在这个基础上,再表现当代人的社会生活和气息,这便是“当代诗词”。
“人造卫星天上过,跳着舞儿唱着歌……”,即使将它改得完全符合格律,它也只是民歌而非诗词,因为它是白话而非文言,不具古典美。这在毛主席诗词里早有定论。毛主席写过《八连颂》:“八连好,好八连……”,这只是民歌体而非格律诗;而他的《沁园春.雪》、《七律.长征》……等等,这些用文言写就、符合诗词格律和古典美的作品,才是诗词名篇!
但这并不是说,诗词只能墨守陈规,不要创新了。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创新呢?最核心的问题是意境要新。诗词的生命和价值就是它创造了独特的意境。我们之所以敢于在李杜面前班门弄斧,就是因为李杜不可能遭遇我们的社会,涌动我们此时此刻的情感。即使李杜重生,他要表现下岗、医保、独生子女等等问题,也须另辟蹊径,不能套用唐朝模式。也就是说,当代诗词作家必须纯熟运用古典技巧,写出古人写不来的东西。这里,技巧只是潜力,出新才是价值。
例如毛主席《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表现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对革先烈的思念和高度评价,词牌和格律全是旧的,但意境和感情全是新的,特别是“忽报”“泪飞”等语,用得极妙,说明消息来得极快,既反映了革命先烈对革命生死不渝、无限忠诚的高贵品格,也表现了作者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首词原题为《游仙》,后改为《答李淑一》。但 “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故之游仙诗。”其艺术手法既有继承,更有创新。我认为当代格律诗词就应该这样写。
例如于右任《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熔国风、楚辞、乐府于一炉,又全部化为自己的个性化语言,突然爆喷而出,把思念祖国之情表现得如此强烈、感人至深。我认为当代古风就应该这样写。
创新也包括语言要新。意境新、语言新本是不可分割的,分开来讲是为了引起大家格外注意。不要以为文言是一成不变的、并无新旧可言。你只要比较一下《论语》、《阅微草堂笔记》便可发现它们的区别。事实上,文言也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作为传统诗词,不只是要求语言晓畅流利,表意鲜明、准确、生动,更要求作“未经人道语”,即摈弃陈词滥调,要有意造成“熟悉的陌生感”,这才能强烈吸引读者。袁枚说下笔前胸中必须有古人,下笔时胸中必须无古人,是至理名言。
语言创新的路子有两条,一条是自作语,一条是点化语。自作语又有二法,一是吸收当时口语,一是自创新语,都很难,因为它必须与文言整合,如枘凿相拒,则将遭致失败。如李太安《农民技校》:“新月含羞柳上藏,农民技校夜辉煌。阿娇卖莱归来晚,一嘴馒头进课堂。”巧妙地把口语嵌入文言框架中,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颇有新意。创新语可以险绝,如:“撒豆成兵皆草木,将军狎客半杨梅”(讽刺军阀及其幕僚),“中原半壁沉沦后,剩水残山分外娇”(讽刺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等等。所谓点化,就是把前人的成句精致化,即人们常说的“后出转精”是也。如把“雄鸡一声天下白”改成“一唱雄鸡天下白”就是。现在最常用的办法是对成句改动一二个字,使意义徒然生变,给人出乎意料的惊喜。如讽刺某些宝贝作家,用“语不丢人死不休”,讽刺贪官,用“一寸光阴一寸银”就是。
要想搞诗词创作,就应该把“坚守”与“创新”作为当代诗词文本的必备条件。有一位教授说过,不懂诗词规律就乱写一气的人是“妄人”;以古人的思想为思想、徒事古人意境的人是“庸人”。妄人与庸人都不可以与之言诗。这话虽然尖刻而严厉,却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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