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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去上班，我去的很晚，心里很担心卫权先生骂我。况且他说过要考我们政策，可是我特么无法区别中央和省部以及和居委会政策之间的区别。我想就别去上班了，到野外去玩玩吧。 阳光那么好，难得的晴朗天气！ 我走过居委会的时候，很多人聚集在布告栏前边。最近三年来，我们的一切的好的坏的消息都来自于这里：封闭啦、全员核算呀、封城啦、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呀——我并没有停步，只是心里一紧：又特么的咋了？ 老婆跳楼死了的老汪带着孩子也挤在布告栏前，看到我从旁边跑过，老汪大声喊道：不用跑呀，反正不会耽误你上班的。 我想老汪肯定是在拿我开玩笑，自顾自的气喘吁吁的跑到了小区门口。 往常的时候，小区门口总是熙攘吵闹：查核酸啦，不让查核酸啦，红袖箍拿着喇叭大声的训斥业主：没有24小时核酸，不能进门！ 我本来打算趁着喧嚣悄悄的溜到岗位上，可是那一天，一切偏偏安安静静的，像极了末日的死寂。我远远的偷眼望去，看见同事们一个个都穿着白色的防护服呆站着；卫权先生呢，戴着红袖箍，踱来踱去，胳膊底下夹着威风凛凛的大喇叭。我逃无可逃，只能强装镇定的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大门走进去。我那时脸那么红，心那么慌！ 可是啥事儿也没有。卫权先生见了我，温和的说：“快穿上隔离服，我们就要开始上班，不等你了。” 我赶紧的换好隔离服，戴上面屏走到路边。我的心稍微平静了一点儿，我才注意到，我们的领导今天穿上了他的羊皮圆头皮鞋，擦得锃亮，这双皮鞋，他只在上级来视察或者出去领奖的是才穿，而且整个查验点都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严肃氛围。最使我吃惊的是，查验点附近聚集了好些小区的防疫爱好者，他们和我们一样呆站着。其中有从来不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倪大妈，穿着她那件东北碎花大棉袄，有居委会书记、有物业的老许，还有些别的人，个个看起来都很焦虑和无奈。人大代表倪大妈还带着面屏，隔着面屏依稀能看到她凌乱的灰白的头发。 我看到这种情形，正在诧异，卫权先生已经跳出人群，像刚才对我说话的那样，又柔和又严肃的对着我们说：“同志们，这是我最后一次带你们防疫检查了。北京出了新十条，从黑龙江到海南，都不再坚持清零的总方针了。新政策明天就要开始执行，今天是你们最后一次的防疫检查了，我希望你们多多认真工作。” 我听了这几句话，心里万分难过。啊，那些坏家伙，他们贴在公告栏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 我的最后一次防疫检查！ 我特么还没爽够呢！我再也不能耀武扬威了！难得就这么算了吗？！说好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呢？！我从前没有好好工作，经常偷懒并不实际看业主的健康码，夏天的时候偷眼看女业主雪白的胸脯。。。想起这些我是多么的懊恼和后悔，以后再也不能名正言顺的拦下她们偷看了！我以前经常抱怨这工作要久站、要费口舌，可是现在我是多么的希望能一直站在这里，一直横眉冷对小区的业主！还有卫权先生，他也要离开了，我再也不能看见他啦！想起这些，我忘了他曾对我的辱骂，忘了他拿着喇叭在我耳边吼我。 可怜的人！ 他穿上那双羊皮圆头皮鞋，原来是为了纪念这最后一班！现在我明白了，小区的那些防疫爱好者为什么来到检查站这里来了。这好像告诉我，他们还没被隔离够。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来感谢卫权先生三年来严格的毫不通融的管理，来表示对就要被放弃的清零政策的敬意。 我正想着这些的时候，卫权先生忽然叫我。轮到我讲感控的注意要点了。册那，要是我能从头到尾都讲的明明白白，我愿意拿出我的尊严去交换。可是刚说到防护服的穿脱注意事项的时候我就糊涂了，我只好站在那里摇摇晃晃，心里难受的不行，我低着头，含着悔恨的泪水。卫权先生对我说： “我也不责备你，小邵同志，你自己也一定够难受的了，这就是了。大家天天这么想：算了，严格的清零不可持续，还要搞到什么时候，人民也不容易，还是得过且过把枪口抬高一寸吧。现在看看我们的结果吧。唉，总是对人民太仁慈，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不幸。成龙同志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是需要管的！居然还有很多人批判他，现在看吧，以后不管了，你们谁家没有老人和孩子呀！” 接着，卫权先生从一件事谈到另一件事，谈到清零的总方针上来了。他说，清零政策体现了对人民生命安全的高度重视，美国新冠死了一百多万，而我们的人口基数更大、医疗基础更薄弱，才死了几千人，相当于没死。我们要时刻把清零政策装在脑子里，记在心里，一旦再出现类似的传染病要毫不犹豫的出来配合政府继续搞清零，这个是我们这个民族永续的法宝。说到这，他又开始讲起新冠的致死率其实非常高，后遗症也很严重，说得了新冠的男性即使医治好了鸡鸡也会缩短两寸。真奇怪，以往总是漠不在乎这些的我今天居然听他讲的头头是道，我甚至不自主的摸了摸自己本来就不长的鸡鸡想象着再缩短两寸岂不是就没有了。 卫权先生讲完之后把大白们分成两拨，一拨检查，另一拨去小区的各处张贴标语。标语依旧还是动态清零、生命至上、又赢了之类，我从未觉得其实这些口号是这样的现实。每个人都各司其职的认真干活，小区里的防疫爱好者们也主动的帮我们干这干那。但大家都不作声，似是一种无声的争辩。 我每次抬起头都能看到卫权先生站在检查站那里一动不动，瞪着周围的东西，好像要把这些东西都装在眼睛里带走一样。只要想想：三年了，他一直在这里，门口是他装的扫码器，围墙那里也是他装的蓝色铁皮硬隔离，检查站里还有门锁、铁链和门磁。他低头看到手里的大喇叭，手柄处已经被抚摸出包浆来了。 可怜的人啊，现在要他和这一切分手，叫他怎么能不伤心呢？况且他本来是社会的底层，趁着防疫总算有了权力——可是明天开始都又要回归社会的底层了！ 可是他有足够的勇气站好最后一班岗，防疫爱好者们像接受阅兵一样挨次从他面前走过，每个人都捧着手机恭敬的递给他查验——健康码、行程码、24小时核酸证明。人大代表倪大妈甚至把她的三针灭活疫苗接种记录也翻出来给他查验，我们又想笑，又难过。啊！这最后一班，我真的永远都忘不了！ 时针终于还是指向了6点，无论怎样的不情愿我们都要下班了，也要下岗了。卫权先生脸色惨白，我从未觉得他像今天这么高大。 他举起喇叭：“同志们，我——我——” 但他哽噎住了，说不下去了。 检查站一下子响起悉悉索索啜泣声。 卫权先生终于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 “清零政策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里，倚着检查站的栏杆，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个手势：“下岗了，你们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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